悉尼大学商学院院长Geoffrey Garrett 教授
澳大利亚对中国投资的讨论愈演愈烈,但结果难以预测。
澳洲反对党领袖艾伯特(Tony Abbott)最近提到,中国国有企业在澳投资“很少会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对此观点,外交部长卜卡(Bob Carr)则予以否认,认为艾伯特的立场“既危险又愚蠢”。
同时,海外投资审核委员会(FIRB)主席威尔逊(Brian Wilson)也字斟句酌地表示:“澳洲的企业,不论何种所有权形式,都应以追求纯粹的商业利润为目的来经营,而不应作为他国政府政策、政治或经济计划的延伸”。虽然威尔逊并没有否认中国国有企业来澳投资,但他的言论却为将来在拒绝中国国企投资的决定上留下更大的空间。
目前为止,美国仍是澳洲的最大投资国,在澳资产超过了 5千亿澳元。最近,中国国有企业在澳投资也增长迅速,最新出炉的悉尼大学—毕马威联合研究报告显示,过去五年中国在澳大利亚投资近500 亿澳元,绝大多数集中在矿产和能源两个特敏感的领域。
藉着相对小型和消极的投资方式,中国企业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外界对其投资的敏感度。但也有例外:2009年中国铝业集团曾出价200亿澳元,购买力拓18%的股权。这次收购在激烈的指责声中终结。投资审核委员会(FIRB)没有动用“国家利益”条款来禁止此次收购,而是一再拖延,让力拓董事会否决中国铝业的收购方案。无独有偶的是,2005年在美国,其海外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也采取了一直拖延决策方式,最终是优尼科公司否决了中海油的收购方案。
现在中国企业再次重整旗鼓奔往加拿大。加拿大政府如果也想效仿这种方式恐怕不行了,因为中海油要收购的尼克森公司目前正处于挣扎求存的状态,因此尼克森董事会已通过了此次150亿美元、逾六成溢价的现金并购。一旦成功,尼克森将成为至今为止中国企业最大的一笔境外收购案。
根据《加拿大投资法》,加拿大政府必须评估尼克森收购案是否对其国家具有“净利益”价值。可以确定的是,无论加拿大政府最后给出什么决定,都会受到指责。批准尼克森收购案的话,必引来各种谴责,抨击政府把国家瑰宝级企业卖给了一个动机不纯的共产主义国家;否决尼克森收购案的话,等于在大声宣称:“我们不欢迎中方的投资”。
2005年以来,人民币对全球主要货币累计升值30%,这不可避免地促使了中国出口减少、同时鼓励了对外投资的增长。这意味着澳洲也许很快就要面临自己的“中海油—尼克森”收购案。到那时,投资审核委员会(FIRB)和财政部长将如何应对呢?
目前,投资审核委员会(FIRB)对“国家利益”条款的解释仍比较笼统,这种做法也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针对中国在澳投资的反对声音却异常响亮。但当我们仔细思考这些反对声音时,就会发现反对中国投资的观点中存在三个问题。
其中一项指控是:中国国有企业具有资金优势,因为它们可以从国有银行得到低利贷款。
世界贸易组织(WTO)也多次收到类似的投诉,反对中国出口补贴。然而,目前全球并没有成立类似于世界贸易组织的机构,来专门管理国际间的投资。金融危机开始以后,美国和欧洲的企业都获得了大量的政府注资。然而澳洲并没有人对这些企业来澳投资表示反对。中国国有企业引起了许多争议,但其实许多其他国家的企业也与政府之间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另一种反对中国投资的观点是其缺乏互惠性。中国希望在澳大利亚自由投资,但外国投资者在中国投资时却遇到各种限制。
为什么澳大利亚不能把审批中国投资做为谈判筹码,促使中国向澳洲公司开放市场呢?
话也不能这么说。互惠性的要求违反了自由市场的核心原理,即一国政府不考虑其他国家做法而单方面开放经济,就能提高国内市场的效率和竞争力。
最后,反对中国投资的一个最重要的观点,是正如投资审核委员会(FIRB)主席在前文中所表达的顾虑。
中国的国有企业,虽然大部分已经上市,仍然是国家权力的一个工具。然而,这些在澳大利亚拥有资产的中国国有企业又能做出哪些伤害我们的事呢?中国企业投资于我们的矿业、能源和农业资源,不仅仅会给澳大利亚带来现金资本,也是符合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
假如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某家中国国有企业收购了澳大利亚一家主要的资源公司,这会有什么影响呢?简单的回答是,中国控股会影响一切。但到底会有什么变化?
中国国有企业的商业动机一直是取得澳大利亚大量的原材料,以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在中国市场和其他亚洲新兴市场上销售。
如果澳大利亚政府对中国持股公司开采我们的原材料、赚取超额利润一事有异议的话,就可以提高资源税率,正如最近对大型矿业企业增收矿产盈利税一样。当然,最后还有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对亚太地理政治和潜在军事冲突的考虑。
总的来说,澳大利亚普遍对中国投资的恐惧是有点缺乏根据,甚至被过分夸大了。
无可否认,澳大利亚国内对中国投资的紧张情绪虽不可能马上消除。但应该抛弃危言耸听的态度,摒弃那些认为中国有控制全球野心的暗示,从新的角度,从过往澳大利亚如何在外资中受益的角度,再次思考中国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