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外祖父林伯众

(文/何秉政)林伯众(1907—1987)，山东莒县人。著名书法家、著名收藏家。被称为“江南颜体第一书”的林伯众与“江南丹青大隐”的董伯、“江南第一竹”的徐石桥并称“江南三一”。林伯众与著名书法家林散之、武中奇、董伯、徐石桥、史宏贵等多位书界好友，经常互相唱和，鉴赏名家作品、交流书法心得。书法作品曾多次参加中国书法家协会举办的重大展览，多次入选国内外重大书法展并在报刊发表。林伯众的作品深受外国元首、友人的喜爱，众多作品被外国元首、友人收藏，为中外艺术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

“老老苍苍竹两杆，长年风雨不知寒;好叫直节青云去，任尔时人仰面看。”

这是著名文物专家、书画家、全国书画鉴定专家徐石桥先生，在赠予号称“江南颜体第一书”、我的外祖父林伯众先生的一幅画作中的题诗。徐老的题诗以竹为喻，满怀深情地赞扬了外公高尚的人品、书品和他在逆境中不畏强势的凌寒风骨，赞扬了他为人民的事业老骥伏枥、甘做奉献的赤子精神。

一

外祖父1907年出生于山东莒县的一个大户人家。殷实的家道和浓郁的书香氛围使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熏陶和教育。六岁起，家中将他送到光绪年间的举人王石朋门下去读私塾，从而使他打下了厚实的国学功底。使外公尤感兴趣的是王举人讲述的那些在悠久的中华历史中有为的帝王能臣及人文名家。而东晋时期的琅玡人王羲之、唐代兰陵世家出身的颜真卿两位书法巨匠，给他的印象最为深刻，他在临摩两位大家书帖的同时，还对其高尚的人品、高深的学养有了详细的认知，这对于身处中国社会大变动时代的外公影响极大，以至于使他在手摩心随之间，对刚正雄健的颜体书法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按照莒县另一位名人，南朝时期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倡的“风骨”与“文采”之说，在学书过程中临池不辍，晨昏伏案，深入研读和体悟颜体书法的真髓。正是这种对书法的痴迷，使他在18岁那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山东省立第五中学的时候，已经成为当地颇有名气的青年书家了。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辛亥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外公也逐渐成长为一名用情于国是、关心民族命运的进步青年。

步入社会之后，虽然按照父辈的安排，他首先来到青岛从事商务活动，但他仍然利用业余时间经常向当地书家学习和切磋书法技艺，并且注目于时局的变化。他十分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治主张，认为由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领导的改组后的国民党联合起来打天下，很快就会一扫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局面。由此他十分羡慕那些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的人们，认为那是有志青年实现报国愿望最为直接的人生之路。但他所出身的农商家族极力反对他的从戎之意，为了阻止他在青岛与革命党人联系，转而把他派到北京，用繁重的营商事务使他每天奔命似的周旋于商界。当他瞒着家人准备带着经商赚得的钱财，就要去南方投奔取得节节胜利的北阀军的时候，蒋介石在上海对共产党人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在腥风血雨中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被迫转入地下。这使外公陷入极度的迷茫。那些日子他在北京既无心于商务，也不与商界的人士来往，只是每天把自己关在屋里，饱蘸浓墨，用他那遒劲的颜体一遍又一遍地写着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

也正是在这种激愤而又无奈的心绪中，他开始到北京琉璃厂的荣宝斋和书画摊社消散胸中的郁气，在那里发现了仰慕已久的许多明清时代书画大家的真迹遗墨，并将几十幅名家大作买回寓所，在每天大街上尖厉的警车声中极力收拢思绪，在赏读古人字画的同时，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启发。他从刘墉、郑燮、曾国藩与何绍基的书作中读出了刚柔相济、遒劲开合的浑厚气韵，从翁方纲、康有为、梁启超和于佑任的书作中读出了笔锋犀利和墨透纸背的进取精神。这种气韵和精神又使他体悟到，一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的斗争史，正是在这种斗争中上演的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剧，铸成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这种文化所具有的生命力是任何反动势力也扼杀不了的。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所吓倒，他们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投入了新的战斗。“星星之火，可心燎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由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和朱德、周恩来发动的“八·一”南昌起义两支部队在井冈山汇合之后，又掀起了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远在北京的外祖父虽然不知道这些巨变的细节，但他那颗渴求光明的心已经使他感觉到，中国的希望就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自己应该为此而有所作为。他振奋起精神，扩大了他的公司在南京、上海分号的经营规模，尽量从事布匹、药品、粮食和食盐等项业务，低价转销给从“封锁区”辗转而来的那些和气、公平的“买卖人”。为此他的店铺和货栈几次遭到当局的询问和盘查，但是都被他巧妙的遮掩过去，仍然在暗中从事着这种“买卖”。

西安事变之后，外公曾借业务之便几次回到故乡莒县，从家乡抗日军民的抗战热情和决心中，从当地抗日军政领导的坦诚相待和睿智果敢的气度中，他更加确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在1947年中国两种命运决战的关键时刻，为了保护林家在南京、上海的商业资产，防止被“国府”以“军需物资”的名义征用，外公毅然举家迁往南京，以资产法人和全权代表的身份与“当局”据理力争，终于使历经林家三代苦心经营的沪宁两地大宗商业资产，在南京解放后全部回到人民手中。并在抗美援朝运动期间，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出了大批物资，随后率先加入了我党倡导的公私合营。新生的人民政权一再表扬和鼓励外祖父的爱国热情与进步行为，并任命他担任了南京市白下区副食品公司的总会计师，他终于可以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作为人民中的一员，开始堂堂正正地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

二

从1925年走出中学校门，到1949年的南京解放，经过二十四个年头的奋斗与等待，外祖父终于沐浴着新中国的灿烂阳光迎来了自己的新生。他有幸处身于江南文化腹地，又开始在勤勉克俭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于更为广阔的天地间编织着自己的书画艺术之梦。他利用业余时间和出差的机会，遍访沪宁两地与江南各省的书画名家，经常与他们诗书唱合，切磋技艺，他还专门到上海市站在市政府门前，默默拜读了武中奇先生手书的“上海市人民政府”的牌子。他认为武先生的手书气韵浑厚而又挺拔苍劲，显示出武先生深厚的文化修养和艺术功力。不久之后，他所崇敬的武先生就调来江苏，先是担任南京市文管会主任，继而又担任省画院院长、省书协主席等职。正当外公期望与武先生见面的时候，在一次展览会上，他的一幅书法作品受到武先生的连声赞扬，并与在场的外公深入交谈起来，两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们从汉魏说到唐宋，又说到明清，遍数历代书坛名家的优长，然后又说到振兴和繁荣江苏书法艺术的设想和计划。从此两人和南京的数位书画名家经常聚会，外公深为这些身居江南的才子们的高深学术造诣而佩服，这些江南才子们也深为结识这位来自书圣之乡而又满腹经伦的书法高手而高兴。

在外公结识的书画家中，有黄埔老人、著名画家董伯先生。董老19岁考入黄埔军校，在抗日战争随军转战期间，饱览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和风土人情，极大地丰富了日后的绘画创作，被人们尊称为“江南丹青大隐”。在两人的交往中，外公由对这位黄埔高材的仰慕转而与之结成了莫逆之交。而外公与徐石桥先生的交往则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身为文博专业人员的徐先生也十分喜爱书画，经常参加相关的展事活动，遂使二人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徐先生尤其对充溢于外公书作中的那股敦厚而又劲拔的气势每每给予热情赞扬。对于年长于自己9岁的林散之先生，外公特别仰慕和敬重，这一方面是因为同为林家后人，更重要的是散之老真诚待人的高尚品格深深感染了林伯众，而散之老在学术和技法上的影响和启迪，对进一步提高外公书法作品的艺术含量更是起到了有益的促进作用。

三

然而，正当临近耳顺之年的外公就要在书法领域大显身手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狂涛巨浪揭天掀地般地呼啸而来，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样子，他被冠以地主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揪斗和批判，然后就是抄家，把他多年收藏的书籍、碑帖和名人字画一骨脑地查抄而去，接下来就是全家被迁返回山东临沂的莒县老家。

面对这噩梦般地突变，外公陷入了极度的迷茫和彷徨，但是，当他与一家老小又重新住进莒县老家的土房之中时，心里反倒踏实多了。从他青年时代离开老家，距今已有40多个年头，在这期间他无时无刻不在惦念老家的山山水水，惦念养育他的父老乡亲，现在四处奔波的林伯众又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沂蒙山区，回到了乡亲们中间，一股温暖和亲切之情袭绕在心头。他要在有生之年从头做起，让乡亲们知道，他这个沂蒙山区养大的汉子是什么困难也压不倒的。他买了一些记录本，用蝇头小楷恭恭敬敬地书写出毛主席的诗词，分送给孩子们，带领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读着，直到能全部背诵下来，而他在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党和国家领袖的爱心的同时，更被诗词中所张扬的百折不挠的大无畏精神和冲天气概深深地感染了，他那颗紧缩的心开释了，紧皱的眉舒展了，他开始围绕乡亲们的生产和生活去想事情，他利用自己懂经营、做会计的专长为生产队和乡亲们出谋划策发展副业，他帮助乡亲们精耕细作多打粮食，每到春节，大半个村子的春联都是由他写出来的，他成为人们欢迎的人，知心的人，他又找回了自己的价值。他还利用农闲时节，潜心研究起书法理论，到临沂图书馆借来唐代孙过庭的《书谱》认真研读，几次到王羲之的故乡和他写字的鹅池，到颜氏家族的故宅，到刘勰著书的古寺去寻访感受先贤文化的遗风。由此，县里、地区甚至省里也已经知道莒县回来了一位写得一手颜体好字的书家，纷纷邀请他参加当地的书法活动。

但是，命运之神注定这位当年从家乡走出的人，还要在再度出走中度过他的晚年和余生，注定他这位兰陵的才俊要在金陵书家的位置上实现他的人生价值。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天，他随着一纸上级的平反通知，又回到了南京，回到了他所熟悉并始终牵挂着他的金陵书画界的人士中间，又与身高气旺的武中奇先生的一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又听到了林散之老人涓涓细流般的话语，而使他更为激动的是，已成为江苏省文史官员的黄埔老人董伯公和全国著名文物和书画鉴定专家的徐石桥先生，一见面就分别送给他一幅墨香神凝的国画作品，其中就包括本文开始所讲的徐先生的墨竹图。画面上两只青竹横斜而出，挺拔劲硕，骨坚而质润，呈现出一派盎然生机。而董伯公的山水画作重点渲染的，则是一条崇山峻岭中的曲折盘路和山下两个相依相携的登山人。盘路直达的极顶是巍峨的山门和云雾中隐现的殿阁飞檐。堪称“江南丹青大隐”的董伯公和“江南第一竹”的徐先生将他们的墨宝赠送给同样堪称为“江南颜体第一书”的外公，在表达他们同情外公的遭遇、佩服他在逆境中仍能泰然处之的同时，更彰显出金陵书画界江南三个“一”之间的深厚情谊和他们的大家气度与高尚风范。而当大家再次看到外公的书法作品时，则是更为惊奇，齐声称赞他的书作越发显得老辣与成熟，称赞这位经历了艰难曲折而又振衣走来的兰陵才俊及其豁然醒目的书作新貌，当使金陵书界刮目相看，使老友为之欢欣，使新识为之仰慕。

让外公仍然感到心中隐隐作痛的是，文革中被查抄的大量古籍、碑帖和字画，只归还了十几件。这些与他朝夕相处的文化珍宝，已经成为他生命的重要部分，当被查抄时，他多么希望这些珍宝交由那些专业的文博单位给予保管和收藏啊，但遗憾的是，这些珍宝多数已不知去向，再也不能使更多的人们一睹它们的真容。而使外公感到高兴的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劲东风的吹拂下，一派鲜花烂漫的艺术的春天正展现在他的面前，他林伯众从来都是明达事理、襟怀坦荡的人，他应该把眼光放远，堂堂正正地走完他有生之年的流金岁月。

1980年4月，外公出席了江苏省文化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当他胸前佩戴着鲜红的代表证章，神情庄重地步入会场的时候，惊喜地看到他的老友武中奇先生、林散之先生、徐石桥先生，还有董伯先生也作为特邀代表来到会场。经过十年浩劫，他们终于又相聚在全省文化艺术界最高层次的议事大厦，人人心里感慨万千，觉得有千言万语要互相倾诉，他们尤为能够参加重启全省文化艺术历史航船的盛大典礼而感到由衷的幸运，也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发展机遇，因此每个人都满怀热情地在会上建言献策，直抒心臆，提出发展繁荣江苏文化艺术事业的一条又一条好建议，而外公提出的要抢救、维修和保护好文革中被破坏的文化遗产的建议，尤其受到与会代表和省委领导的重视。省委柳林书记、南京军区杜平政委还与外公在会上和会间进行了亲切交谈，要求相关部门认真落实他提出的建议。外公又在会间成立的江苏省书法家协会上当选为理事，大家期望他为发展振兴江苏的书法艺术事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同年秋，外公又与武老和一大批书画界老人应邀出席了江苏省文化厅、省文联、省美协和书协联合召开的全省美术书法金石工作者座谈会。外公在会上围绕江苏的传统优势和面临的任务，发表了有很强针对性和可行性的意见，受到大家的赞赏。接着，他的作品被推荐参加了全国书协在庐山举办的文革后的首次书法大展，并且荣获一等奖，被吸收为全国书协会员。当获奖消息传来的时候，外公的许多新老朋友纷纷向他表示祝贺，武老动情地说，林公作品获奖，标志着他用自己百折不挠的努力在全国书法领域争取到了应有的位置，标志着他的书法作品走出了江苏，走向了全国。而令人更为高兴的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的书法作品又走出中国，走向了世界。

1982年初，中日两国有关部门达成协议，要在日本东京举办《中日书法交流展览》，中方筹展单位专门邀请外公的书法作品参加了展览。在展览会上，他的书作所体现出的华夏文化的厚重神韵和庄严气度，深得两国观众的赞赏，因此，当年11月间，日本东海书道艺术院及三重县日中友协就发出邀请，请外公赴日访问。为此，江苏省组成由外公参加的书法代表团，赴日进行了交流访问。通过访问和展览，人们直接感受到了外公其人其书的至真至率，其大家风范和高尚品貌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赞赏和仰慕。

四

现在让我们来欣赏一下外公的书法作品。他的颜体书艺是从应规入矩开始，进而按照“化古为我，书入我神”的古训，融铸秦汉魏晋诸长，一改秀劲取姿，欹侧取势的传统书风，转而显示出刚柔相济，浑厚朴茂的端庄风格。徐石桥先生说：林公书如其人，其人敦实，其书也朴厚;其性坚毅，其书也雄健;其学博闻，其书也苍润。可以看出，在笔法上，外公特别注重腕部发力的作用，并贯之以篆籀气息，其点划起止独具匠心，极具节奏感。那如锥划沙，如印印泥的笔划形态越发显示出用笔的厚重感和力量感。其横轻竖重、横细竖粗的用笔，在使笔划圆劲、筋骨内含的同时，更给人以深刻的浮雕之感。他的书法在结体上的平划宽结、左右对称，使字字都以正面形象示人，显示出饱满、庄重的气度。有的作品还如拉满的弓弩，具有强劲的张力。在墨法上，他十分注重颜书运墨苍润兼施的特点，“不使巧，不求媚”，“独守其拙，独为其难”，使作品呈现出质朴而又豪迈的气概，刚健而又雄强的风格。看他的字，如看正德君子立于庙堂之上，大有衣冠庄重、气度肃穆的气象。

外公书作的这种浑厚端庄的风格，在受到人们高度赞扬、众多单位和场所纷纷索求的同时，还引起了一个特殊领域的重视：还在1977年，首都北京筹建毛主席纪念堂的时候，为了通过包括书法在内的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和表达全国人民对伟大领袖无限爱戴和缅怀的心情，组建了书法艺术指导委员会。筹建部门通过多种渠道得知外公写得一手形端气正的颜书，随即发出邀请，请他担任指导委员，并求取他的书作一幅，长期收藏陈列于毛主席纪念堂。到了1982年，南京中山陵改扩建工程指挥部又诚邀他作为该项工程的书法艺术指导，并请他撰写并书丹了《谒陵须知》。接着，他同武老一起受邀，为雨花台烈士陵园创作了大幅书法作品，被收藏并布陈于该园的贵宾厅。江苏在修复文革期间毁坏的民国老人墓地时，又特邀外公书丹了原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居民国四大书法家之首的谭延闿先生的墓碑。

是的，外祖父以殷殷心血写出的这些书作，在这些书作中所呈现出来的雄健肃穆的书风，是最能代表人们对这些逝者永志思念的深沉情怀，也是最能代表这些值得后人行为楷模的逝者的风范的。而当1987年这位一生百折不挠地追求光明进步与执着奉献的老人去世之后，有谁又能否认，他所写出的这些端庄严谨而又开张强劲的书作，不是他本人的形象写照呢!